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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任教是董若冰2024年的頭等大事。這一年里，他的身份從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物理與天文學系副教授，轉(zhuǎn)變?yōu)楸本┐髮W天文學系和科維理天文與天體物理研究所教授。v6E即熱新聞——關(guān)注每天科技社會生活新變化gihot.com
嚴格來說，截至1月份，他回國任職也才4個多月。《中國科學報》記者第一次跟董若冰聯(lián)系的時間是2024年9月初，彼時他還要回加拿大處理一些搬家的“尾巴”——他在回國前把一些家當放在了當?shù)氐囊粋€倉儲。 自2008年從北大物理學院畢業(yè)后，他就一直在國外輾轉(zhuǎn)。2013年拿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后，先后在位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和亞利桑那大學從事博士后工作，然后就在維多利亞大學執(zhí)教。v6E即熱新聞——關(guān)注每天科技社會生活新變化gih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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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后，他的習慣變化不大。需要改變的，一是因為加拿大三相插頭和中國的不一樣，需要添置插座轉(zhuǎn)換器；二是之前經(jīng)常自己做飯，如今他每天去吃食堂。 歲末年初，他躺在床上思來想去，總覺得有點虛度。這一年做了太多“亂七八糟的事情”，不是開會就是在寫申請；不是答辯就是在辦入職。不管怎樣，他還是在這一年里窺到了國內(nèi)科教界的面貌。 在維多利亞大學，董若冰的離職手續(xù)很簡單，“就一封辭職信，那人簽個字就行了”。那個人指的是系主任。 因為自己是從北大畢業(yè)的，加上之前多次回母校交流，北大對他的工作自然了解很多。這種情況下，回母校任教顯得水到渠成。 董若冰研究的方向是系外行星如何誕生，屬于行星科學領(lǐng)域。本來就小眾的天文學的分支，再往下細分，還有太陽系內(nèi)行星和系外行星。董若冰關(guān)注的是后者。之所以小眾，很大原因是除了發(fā)表論文，天文學的研究不容易直接進行成果轉(zhuǎn)化，因而無法吸引資本層面的投資。 董若冰在研究上采取了“觀測-模擬-AI解讀”三管齊下的策略：利用詹姆斯·韋布空間望遠鏡（JWST）等最先進設備觀測星周盤，捕捉行星形成的蛛絲馬跡；同時，借助超級計算機模擬星周盤物理過程，并計劃引入人工智能技術(shù)以加速數(shù)據(jù)解讀和建模分析。 帶學生這事兒，在國內(nèi)和國外沒什么區(qū)別。他還有兩個加拿大學生，其中一個快畢業(yè)了，另一個還需要兩三年，“我留了一筆錢繼續(xù)‘養(yǎng)’著他們，畢竟要付學生工資”。董若冰平時跟他們遠程溝通，再定期到加拿大跟他們交流，把他們帶到畢業(yè)，也就善始善終了。 還有一個學生來自中國。當時董若冰給了這個學生三個選項：選項一是留在加拿大繼續(xù)學習，可以獲得遠程的指導和討論；選項二是轉(zhuǎn)到北大繼續(xù)讀博；選項三就是拿著導師的推薦信去找其他教授再讀博。 這個學生選擇了第二條路。因為北大沒有轉(zhuǎn)學制度，他在加拿大拿了碩士學位后，來到北大跟著董若冰繼續(xù)讀博。 按照一些大學排行榜的排名來看，維多利亞大學遠遠比不上北大，貌似這個學生賺到了。但董若冰不這么認為。在加拿大沒有國內(nèi)這么卷，學生也沒有北大學生那么要強，“談到人生機遇，我們很難創(chuàng)造一個平行宇宙，去比較處于另外一種情況會怎么樣”。 在北大，他再次回到了白手起家的狀態(tài)。目前他有兩個學生，除了那位跟著回國的學生，還招了一個新生。好在他們天文學家沒有實驗室的拖累，帶著一臺筆記本電腦就能完成課題組的遷移。 不過，留在加拿大的一個學生還是有覺得不方便的地方。因為時差的關(guān)系，每當她有了研究想法，都不能及時與導師溝通。v6E即熱新聞——關(guān)注每天科技社會生活新變化gih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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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后，董若冰需要在國內(nèi)的學術(shù)同行面前刷個臉。 抱著這個略帶“功利”的目的，回國3個月里，他參加了6個會議。那段時間他不是在開會，就是在開會路上。僅南京他就去了3次，因為恰巧有3個學術(shù)會議都在南京。 他很快發(fā)現(xiàn)，國內(nèi)研究系外行星的同行太少了，不過寥寥數(shù)十人。這從自然科學基金委申報項目的數(shù)量就能估算出來。 盡管北大對他沒有論文考核要求，但董若冰還是有研究壓力。畢竟他剛回來，需要證明自己，平時同事也會問他有什么突破性工作的計劃。在某個基金申請動員會上，有學校領(lǐng)導提醒在座的教職工，不要總想著去發(fā)幾篇小paper，而是要想著怎么做出突破性研究，怎么做出重磅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9月4日，董若冰團隊發(fā)表了一篇《自然》論文，這也是他們課題組發(fā)表的第一篇《自然》論文。這篇論文對于行星形成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推進。 對于這個問題，科學界一直以來有兩個理論猜測。理論甲是經(jīng)典理論，認為行星是從最初非常小的種子逐漸成長而來；理論乙則認為，如果星周盤具有引力不穩(wěn)定性，巨型原行星就可以直接由引力不穩(wěn)定性引發(fā)的巨大螺旋臂崩塌碎片形成。后者的前提是，星周盤的質(zhì)量不能太小，個頭至少要達到中心恒星的十分之一。 直接觀測行星形成的難度極大。董若冰打了個比方，科學家只能看到無數(shù)個搖籃，但沒辦法識別其中的新生兒。 這就需要采取其它手段。就像通過看到飛機在天上拖曳的“尾跡云”來判斷飛機存在，如果一個有質(zhì)量的物體通過引力改變了周圍物體的運動，就可以推測其存在。 基于此，董若冰和合作伙伴使用位于智利的由射電望遠鏡構(gòu)成的天文干涉儀ALMA，在一顆位于御夫座的變星御夫座AB觀測到了對理論乙有利的實質(zhì)證據(jù)。 他們發(fā)現(xiàn)，觀測到的動力學信號與模擬和解析模型的預測高度接近，并且星周盤的質(zhì)量可能高達恒星質(zhì)量的三分之一。 ![]()
董若冰在美國死亡谷 就在最近，天文學系二年級以上的博士生進行了一場年度考核，大概有50多個博士生參加。教師們也很積極地給每個人打分。這些博士生每人都需要作一個7分鐘的報告，然后有8分鐘的答辯時間。這個考核持續(xù)了兩天。 這跟在加拿大不一樣，維多利亞大學只是要求導師 委員會（由導師以及另外兩個導師組成）每6個月到12個月跟研究生進行集體面談，并無打分這么嚴格。 令董若冰印象最深的，是北大博士生的英文報告能力都不錯。他也注意到，有一部分博士生的工作不是很順利。 答辯完以后，董若冰收到了一封群發(fā)郵件，其中有一份目前正在讀第六年的博士生名單。大意是叮囑導師們予以重視，希望確保這些延畢的博士生能夠按時畢業(yè)。 董若冰之前的學生都按時畢業(yè)了。最近，他留在加拿大的一個博士生也收到了博士后的offer。也就是說，這個學生的畢業(yè)也幾乎板上釘釘了。 天文學系的一年級研究生是不確定導師的，這些學生會去找各個教授聊天。當有人來找董若冰，并信誓旦旦稱自己以后會做教授、走學術(shù)路線時，董若冰就會問對方：“你知道現(xiàn)在在北京做教授一年拿多少錢嗎？”他認為，如果要嚴肅思考這個職業(yè)發(fā)展道路，這些信息挺重要的。 他發(fā)現(xiàn)，這些學生對薪水高低毫無概念。 一些學生關(guān)心的，大都是微觀層面的問題，比如“你是干啥的”“你們課題組都折騰些啥”。 北大元培學院本科生宋禹辰告訴董若冰，他選擇了物理專業(yè)，但還是每天要花很多時間問自己將來做什么。目前雖然自己學了量子力學，但是扭頭發(fā)現(xiàn)身邊的同學已經(jīng)把四大力學攻下來了，而自己并沒有堅定信念要做理論物理學家，不免心生焦慮。 董若冰絲毫沒有猶豫，給出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評論：“起跑快，對跑完馬拉松幾乎是沒有實際影響的。你們還早。” 就在2024年9月初，董若冰給物理學院的新生做了一個發(fā)言，差不多就是在回答宋禹辰這個疑問。 他回顧了自己的物理學生涯，提出：按照慣性、依據(jù)績點“排隊上車往前走”不應該是人生目的，人生應該有更多可能性。因為總有一天，所有的車都將到站，“你總歸要一個人看清方向，獨自上路”。（這個故事詳見《一位名校教授的人生自省：別讓“排隊上車”成為你的目標》，文中的主人公安山即董若冰） 二年級的宋禹辰當時讀到董若冰這個發(fā)言，頓覺醍醐灌頂。“董老師這個講話在物理學院是一股清流”，他立即轉(zhuǎn)發(fā)到了朋友圈。 董若冰給宋禹辰講了自己大一的一個故事。某次高數(shù)考試不理想，他去老師辦公室查分，結(jié)果沒查到。老師看到他很失落，就告訴他：“在北大，分數(shù)考高一點低一點真的不重要。” 那時的董若冰還不能理解這句話，他的同學也不能理解，一個好朋友甚至會因為考了89分而痛哭。 其實這些年的研究工作中，董若冰最愿意拿出來講的是人工智能相關(guān)的工作。他想把最新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用到天文學系領(lǐng)域中。因為大部分同行更注重拿到更新的數(shù)據(jù)，而不是用最新的技術(shù)，多數(shù)人還在用著幾年前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 這也是董若冰如此重視人工智能的原因，只有利用最新的工具，才能加速對觀測數(shù)據(jù)的解讀。他和自己最近招收的一個學生正在向這個方向努力。 2025年，他還要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一個自然科學基金委的創(chuàng)新項目申請中。那是一個團隊項目的申請，申報書至少要寫數(shù)十頁。 當被問及長遠規(guī)劃時，董若冰苦笑了一下。眼下有太多干不完的事情，每天就像救火，他根本無暇靜心細想。 除了要撰寫那個創(chuàng)新項目申報書，他還在籌備一個培訓班。北大要邀請國外某位天文臺負責人來講解如何申請他們的望遠鏡時間，這無疑是天文學家最為看重的。那是一個為期3天的培訓，董若冰負責組織這些活動。 有一類活動是董若冰愿意花時間做的——他所在的研究所會邀請一些校友來給學生講未來的職業(yè)規(guī)劃，包括學術(shù)圈和非學術(shù)圈。他邀請過自己本科同宿舍的下鋪，如今從事金融業(yè)務。那次活動同時還邀請了從事量化交易的傳奇校友舒琦，董若冰對舒琦的印象是“挺樸實”。（舒琦的故事詳見《90后北大博士：畢業(yè)前已財富自由，給母校捐款超1000萬》） 他想看看別人是如何拒絕“排隊上車”的，也希望這些過來人的經(jīng)驗可以給正在北大讀書的同學一些啟示。 董若冰的社交圈子很簡單。在加拿大的時候，雖然在維多利亞大學待了6年，但臨走之際，有近一半的同事只是面熟，不一定能叫出名字。 他在北京有十來個本科同學，但一直都沒有聚會過。本科下鋪的好朋友一直在鼓動聚會，卻一直湊不夠人。 什么是他最關(guān)心的問題？董若冰的答案和去年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的如出一轍——當然還是好奇心。他好奇這個世界是怎么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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